张执浩推出新书《不如读诗》 写诗让我步伐轻快比起学者我更愿意当诗人

最近,张执浩上新书了,这次不是诗歌集,而是一本诗学随笔集。《不如读诗》从纵向的维度,选取了中国数千年诗歌史上具有节点性意义的诗人——宋玉、陶渊明、庾信、王维、李白、岑参、孟浩然、杜甫、白居易、李贺、杜牧、李商隐、鱼玄机、苏轼、辛弃疾、龚自珍,将他们的性情和命运与自己的生活生命观投注在一起,让今天的诗人与古代的诗人一起对话。该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书之后,张执浩意犹未尽,又用“体制”“友谊”“漫游”“登高”“悲秋”“死亡”等15个关键词,从横向的维度,书写了自己对中国数年前古代诗人群体的认知,另一本诗学随笔集《传告后代人》也将于今年下半年与读者见面。

张执浩:这本随笔集,没有序,也没有后记,但是在最后一篇文章《我见过黄鹤》中,我讲了为什么必须要写这样一本书的原因。我到武汉来生活之后,一直住在武汉音乐学院的家属院,这个地方离黄鹤楼非常近,不管是我出门买菜,去江边散步,或者以前送女儿去省实验中学上学,始终都是在黄鹤楼下走来走去,抬头可见黄鹤楼。作为一个文人,特别是一个诗人,生活在黄鹤楼下是有压力的,有一种传统与现代的紧张的对峙感。这种焦虑感,当年李白登上黄鹤楼面对崔颢写的诗,同样也有。李白的这种压力也传导到了当代诗人身上。中国已经有了这么多光耀千载的诗歌了,我们还写诗干什么呢,会有一种虚无感。所以,我常说,生活在黄鹤楼下,需要一种强大的定力和心力去和这种虚无感作斗争。当代诗人该怎么化解焦虑成为自己,我的这本书也是在回答这个问题。

张执浩:回望古代诗人的人生经历,我们能够找到答案。古代诗人读书的目的,都是为了入仕,有一番作为,但真正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诗人极少极少,除了苏东坡。比如杜牧,我写他是应该有所作为、但最终没有作为的诗人,主要原因是乱入了党争,耗散了他的精力;杜甫也一直想当官,后来如愿以偿,但他身处乱世,在仕途上没有大作为;李白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官,也当不好官,只有雄心和愿景而已。

清代诗人龚自珍,他如果生活在唐朝,绝对是像李白一样的大诗人,但他生活在清末,《红楼梦》诞生之后颠覆了中国古典文坛以抒情为主导的文学风格,开创了叙事文学时代,古典格律诗退隐到文坛的边缘。对应到当下,连小说都开始边缘化的时代,诗歌更加边缘化。

如果我们读懂古代诗人是怎么领受自己的命运的,我们就能从他们那里可以领受一份力量,变得更加豁达。

张执浩:作为一名当代诗人,我专注于写诗30多年,一直想写一本诗学随笔。刚开始写的是现代诗学随笔,写了七八万字之后,觉得不太对劲,只是谈对现代诗歌的观感和认知,就像无根的浮萍,很难谈透彻。这部现代诗学随笔集就被搁置下来了。2020年疫情之后,我居家期间又重读了清人沈德潜所编的一部唐以前的历代诗歌选集《古诗源》,读得入迷,很多古代诗人的人生经历让我感同身受,于是,我就想写诗学随笔何不写古代诗人?

张执浩:《不如读诗》凝结了我这么多年阅读古诗的经验。但我又不想写成学者解读古诗的专著。作为一名创作者,我写这样一本诗学随笔的目的,是与古代诗人对话,从古代大诗人身上找到我们汉语诗歌的精神存在根源。我一边写一边就发现,当代诗人都可以在古代诗人身上找到命运的重合点。写每一位诗人,我都是从他们的性情和命运出发去写,而不是从文本出发去写,这就和学者专著拉开了距离。同时,我也不想像现在网络上流行的写作那样,去戏说古代诗人的生活和轶事,臆想古人的生活,我的写作尽可能做到有史有据,但又不完全拘泥于信史,有文学性的发挥。

比如写孟浩然,他家境富裕,将近40岁才萌发去长安考科举的志念。我分析他的出身,他的性情,他为什么考不取功名,如果他考取了又能做什么,这样一个游历于江湖的诗人,为什么民间有那么多人喜欢他?包括李白、王维都是他的粉丝。我认为孟浩然是唐代最有亲和力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有人设的诗人。

写这些古代诗人时,我把他们当做我日常生活中的朋友,他们时常来到我的梦中。

有一个诗人可以学,杜甫。为什么我们读杜甫的诗感到亲切呢?因为杜甫在用他的血肉之躯领受他所经历的唐朝的命运。

作为写作者的身份,我最佩服的是杜甫。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又非常推崇苏东坡。苏东坡不仅身上背负着巨大的才华,还有把想象变成现实的能力。

极目新闻:今年一连出两本诗学随笔,是否意味着以后您要在诗学方面倾注更多精力?

张执浩:这两本诗学随笔,是我近三年的写作成果,是我疫情居家期间的产物。但我不想当一个学者,我还是想好好当一个诗人。写诗是对我内心的解放,让我卸下所有的压力,步伐轻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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