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于坚:有“地方”才有“世界”

中新网昆明4月21日电 (记者 胡远航)在全球化的当下,写作也处于“地方”和“世界”的错位中。我们该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求同”与“存异”的问题?近日,中新网记者专访著名当代诗人于坚,以一个作家的视角,探寻地方性和世界性的关系。

于坚,中国“第三代诗歌”代表性人物,出版诗集、文集40余本及摄影集等。作品被翻译为俄、英、德、意、法、韩、日等近20种语言。曾获鲁迅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百花散文奖、十月文学奖、花城文学奖、上海文学奖、吕梁文学奖、第15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感受世界”亚非拉优秀文学作品评选第一名等。

于坚认为,“地方”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还是一个文化概念,甚至是一种思维方式。地方就是故乡,每个人都必然出生在一个故乡。写作是对地方、母语的某种回忆,关乎民族的语言、世界观、历史文化。世界开始于地方、地方性。全球化时代,文化的救赎必然来自地方、故乡、乡愁。

记者:您出生于昆明、成长于昆明,还写过《昆明记》。这本书颇受读者欢迎,已经再版两次。能和我们分享下您的成长经历吗?

于坚:我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本以为会像父母那样,上学一直上到大学毕业。但16岁刚满,我就被分到昆明北郊一家工厂当工人。后来的9年时间里,我当过铆工、电焊工、搬运工、宣传干事,也在农场干过,直到恢复高考才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

我在昆明出生,在昆明成长、结婚、生子,也在这里读书、写作。可以说,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昆明度过,是一个纯粹的“老昆明”。

昆明首先是生活之城。生活、好在,在昆明是第一位的。在昆明,人会自然地慢下来。像我小时候居住的武成路、翠湖和华山西路这一带,有茶馆、书店、杂货店、字画店、咖啡馆,还有挑夫、木匠、卖花姑娘、打更者,大家穿着各族服饰……年轻时,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在昆明的街道和小巷里漫游思考,想诗。至今依然。

昆明不是一个单一的地方,它既是现代的,也是古老的;既是朴素的,也是时髦的。我去过世界很多地方,都能令我记起昆明的味道。比如在巴黎,我会想起青年时代昆明金碧路的梧桐树、南来盛咖啡馆,还有昆明铺子里卖的鸡蛋糕、硬壳面包。

记者:除了写昆明,您还写了《建水记》,也走了云南很多地方。云南,对您又意味着什么?

于坚:云南是中国最神奇的地方之一,它的神奇不只在于有很多好地方,还在于自身的多样性。云南有横断山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等等,气候、地理环境是垂直的、多样的。每个地理单元中都生活着不同的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古老的史诗,充满神性。在很多地方同质化之后,云南还保留着强大的地方性。在这里,你越过一座高山到了另一个山区,可能人说话的方式、穿的衣服、烹调方式、歌舞都不一样了。不少人以为云南是个很封闭落后的地方,其实云南一点都不封闭,百年前通车的滇越铁路早就将云南打开了。这里是亚洲文化的十字路口,在古代,来大理赶街的有印度人、缅甸人、吉普赛人……马可波罗为什么能到云南漫游,因为这个地方不封闭。西南联大更令昆明成为上世纪40年代中国的文化中心、知识中心。这在世界文化的版图上是非常罕见的。

对于我们云南人而言,多样化从不是纸上的概念,而是就在你的生活中,就是真切而自然的存在。费孝通讲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在云南是一种天然的世界观。

于坚:我在工厂的时候其实就开始写诗了。那会,我们厂里有写诗的、唱歌的、吹笛子的、画画的、学哲学的……那是一所自发的、秘密的艺术学校。工厂经常停电,我就读书、写诗。我写爱情、生命、自然。

1980年,我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和同学们创办了银杏文学社,大家在一起写作、交流、切磋。

记者:《尚义街6号》《0档案》等成名作出来后,大家称呼您为先锋派诗人,您如何看待?

于坚:上世纪80年代,并没有“先锋”这个词,但诗坛已经注意到有一伙年轻人写的诗和主流诗歌不一样,在汉语中重建日常生活的神性,拒绝隐喻,拒绝抒情,冷静客观地呈现存在者的存在。这是一种现象学式的写作,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前卫的。

我并未觉得自己先锋。因为我都是在用汉语写作,《诗经》的作者也是用这种语言写作。在这一点上,我从来没有先锋过。早年和现在我处理汉语的方式是有变化的,写作不能固步自封。早年先锋派的时代,我的语言比较单一,强调口语,有比较鲜明的向度。现在,我对汉语的沉思更为宽阔、深厚,我想重建杜甫那种庄重、深沉、典雅的汉语。

于坚:我的写作其实源自青年时代对传统文化的学习。我一开始是写古体诗的,后来受鲁迅影响,接触了西方文学后发生变化,但和传统的联系只是沉入到水中、没有断裂。我很庆幸,我对古典文学的积累在小学这个记忆最为深厚的时候就已经完成。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是在用汉语写作。我认为,我们对汉语的认识应更为宽阔些。可能很多人认为“五四运动”后,白话文的出现把古代汉语打入“冷宫”。但实际,古代汉语并没有死去,而是依然“活”在我们的生活中。尽管汉语向实用倾斜,但依然承载着中国文化的“大道”。一个有力量的诗人,应该能够处理全部语言;在现代语境里重新复活古老的“道”。我的野心是成为一个用白话文写作的古典诗人。

随着生命的成长,我对这种挑战更有兴趣。我一直认为,诗的必要性在于,当世界的一切都在更新换代的时候,诗依然守护着古老的价值、本源。

记者:您谈到您的诗歌实际是用昆明话写的,但它们又受到多国读者的喜爱。您如何看待写作的“地方性”和“世界性”?

于坚:“地方”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还是一个文化概念,甚至是一种思维方式。地方就是故乡,每个人都必然出生在一个故乡。写作是对地方、母语的某种回忆,关乎民族的语言、世界观、历史文化。世界开始于地方、地方性。全球化时代,文化的救赎必然来自地方、故乡、乡愁。任何作家的写作都有一种地方性,因为你是用母语写作的。母语是你的语言开始的地方,母语第一时间影响作家对待人生、世界、宇宙的方式。我的诗,内在声音是一种昆明话的声音。我其实是用汉字发表作品、用昆明话写。昆明话是一种非常具有古代气质的语言,有着一种低沉、缓慢还带点自卑的调子,有很多今天已经消失了的声音。

“地方性”和“世界性”并不冲突。汉语从不缺乏“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样的世界性诗歌。没有地方性的根基,世界性只是虚妄。在我看来,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普鲁斯特、曹雪芹、李白、杜甫、乔伊斯……都首先是地方性的。李白的明月,首先升起在李白的地方,然后照亮世界。只有地方性,没有照亮,这种地方性只是自恋。

于坚:汉语是超越性的语言、德性的语言,不仅仅是一个交流工具。它使我们对全球化有着不一样的想象。

我认为,在文化上“求同”,并非“当务之急”。中国文化之道,依然是“道可道,非常道”。写作这件事,依然是阮籍、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王维、曹雪芹们做过的那件事。我们只需自然而然地写,就像鱼潜伏在自己的大海中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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