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新婚妻子离开延安挎国军官员胳膊逛街丈夫:她不是叛徒

原标题:1939年新婚妻子离开延安,挎国军官员胳膊逛街,丈夫:她不是叛徒

1939年10月,在延安刚刚结束文协工作的黎琳,一进门就将自己的工作调动情况告诉了新婚丈夫李清。

李清压下心中的迷茫,坚定地告诉妻子:你去吧!我永远支持你,在延安等你回来。

黎琳去往重庆半年后,有消息传回延安,有人声称在重庆,看见黎琳挎着官员的胳膊逛街。

一时间延安的战友对此愤慨不已,纷纷认为黎琳叛变了,唯独李清依然坚信新婚妻子。

李清带着痛苦和不解生活了44年,直到44年后的一天,已是白发苍苍的李清突然接到组织通知:黎琳不是叛徒!

那么,黎琳当年去重庆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既然不是叛徒,又为何突然人间蒸发,在这个18岁的女孩身上,究竟经历了什么?

黎琳,原名余硕卿,1921年出生在四川崇庆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开始读书明理。

1937年“七七事变”,旦夕之间,已是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此时的余硕卿正在成都建国中学念书。

面对着饱受苦难的祖国,余硕卿不禁想到:战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可她们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女孩,又能做些什么呢?

余硕卿和她的小伙伴们决定,加入“群力社”“星茫社”等救亡团体,用自己的文艺才能,排演剧目、指挥合唱,尽己所能发一分光。

从此,成都的街头巷尾、学校工厂,处处都能看到这个白衣黑裙的女孩子,用她的活泼和热情,感染着每一个人。

为了对抗包办婚姻,也为了探索革命的真理,余硕卿毅然决然离家出走,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顶着凛冽的寒风,余硕卿将自己的行李递给了正好挤到车前的男生,然后握着男生伸出的双手,跳下了卡车。

一次拉歌时,黎琳主动请缨,指挥着自己所在的三大队,高歌一曲《拿起刀枪干一场》。

出生在富裕家庭的黎琳,刚开始吃小米时会噎嗓子、听不懂教员的课时会掉眼泪、因为家庭出身不能被批准入党时会很焦虑。

宝塔山上、延河岸边,处处都是少年少女走过的足迹,两颗年轻的心在革命的理想下越靠越近。

黎琳也从一个万事无忧的“娇小姐”,成长为能够负重30多斤、爬80里山路的革命战士。

1938年10月,黎琳被批准入党。当天下午,黎琳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揣着一兜糖果,去找李清分享。

1939年10月,中央南方局向延安申请,希望能调派一名同志,协助开展川军统战工作。

要方便开展工作,这名同志最好能和川军上层建立联系,又要有坚定的革命信念。

黎琳的大姐余硕彦,是当时暂编第一师师长余安民的三姨太,这位师长还曾与司令员共事。

途径川北时,黎琳独自坐在嘉陵江边,在河滩上一遍遍写下“李清”的名字,然后望着一路向北的大雁,陷入深深的思念之中。

此时,重庆的政治局势十分复杂。政府在武汉失守后,迁都重庆,与延安的关系更加紧张。

黎琳到来之际,正值南方局军事组取得重大成果,发展电讯总台的张蔚林、冯传庆二人成为党员。

参与到地下工作中的黎琳,不能再继续给丈夫李清写信了。在两人的最后一次联络中,黎琳托人辗转,将一小包水果糖用手绢包了,交给李清。

接到新任务后,黎琳有了新的身份——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张蔚林的妹妹。

“她穿着布拉吉的裙子,挎着军官的胳膊,光明正大地走在大街上”,女学生绘声绘色地描绘着自己亲眼见到的情景。

只有李清,仍怀着坚定的信念,等待着妻子回来,告诉他线岁的军统电台特支书记

延安的舆论风雨,丝毫没有传到黎琳的耳中。她正以张露萍的身份,在电讯总台活跃着。

因为有了兄妹这层关系做掩护,张露萍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出入军统电讯总台会客室和员工宿舍。

张露萍凭借活泼开朗的性格和各种小礼物“贿赂”,很快和电讯总台的人打成一片。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

通过张露萍,各种电讯情报,甚至是军统方面的电报密码,源源不断地被送到南方局军事组。

有时,遇到紧急情况,张露萍来不及将情报送往周公馆,就会和张、冯二位同志一起,利用电台,直接把情报发往延安,真可谓是非常大胆。

情报工作顺利展开的同时,张露萍还借机发展了4名秘密党员,分散在机房、报务、译码等不同科室。

有了这些关键性的情报,我党应对的针对行动、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推进得更加顺利。

张露萍通过电报得知,军统正密谋通过胡宗南防区,向陕甘宁边区插入一个3人电台小组。

情报通过张露萍,转送到中央。高层领导特别重视,快速应对,在3个特务到达陕甘宁边区的第一时间,将其抓获。

此时,联络站联席会举办在即,如果军统计划得逞,整个重庆的地下组织将遭受重创。

张露萍无暇多想,立刻趁着夜色掩护,赶到地下联络站所在的天官府街14号,匆匆递上一张纸条,然后转身离去。

抓捕行动失败,蒋介石震怒,冲着戴笠大发雷霆。人竟然敢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安插间谍,实在可恶。

回到军统,戴笠招来督察室主任刘培初密谈,打算对全局进行普查,尤其是电讯部门。

放在平时,这不过是机器故障的小事。但值此清查之际,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就动起了歪心思。

以往就看张蔚林不顺眼的科长肖茂如,落井下石,将故障说成是张蔚林蓄意破坏。就这样,张蔚林被关了禁闭。

面对这样紧张的形势,缺乏斗争经验的张蔚林慌张极了,竟然趁人不备逃出禁闭室,径直找到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张蔚林的逃离,让一切变得不那么简单。戴笠马上下令追捕张蔚林,同时搜查他的宿舍。

搜查之后,“拔出萝卜带出泥”,记有军统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的笔记本、张露萍等7人支部名单全部暴露。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2小时前,戴笠已经命人以张蔚林病重为由,请张露萍速速返渝。

张露萍收到电报,还以为是特支出了大事,匆忙返回重庆,被守在车站的军统特务当场逮捕。

张露萍被抓捕之初,戴笠亲自审问,想从这个年轻的女员身上,获取一些有用的信息。

谁知张露萍咬死不认,坚称自己叫余慧琳,是当地一个豪绅的私生女,和张蔚林是兄妹关系。到电讯总台只是来看哥哥,没有其他目的。

这样反常的行为,张露萍很快察觉到不对,目不斜视地经过南方局,直接向码头走去。

军统只能将张露萍重新抓捕。这一次,他们终于放弃了审问,将张露萍和其他6人关押到贵州北部的息烽集中营。

1945年7月,经历过长达5年半的监禁,24岁的张露萍第一次走出了监狱。

卡车开到快活岭上的一个被服仓库,张露萍从容镇定的和战友一起,迎接即将到来的死亡。

由于使用了化名,在张露萍牺牲后的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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