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90后诗人共话我们时代的诗歌:时代命题

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第30届大会(UNESCO. General Conference, 30th, 1999)上将3月21日设定为世界诗歌日。相关文件强调,世界诗歌日的设立旨在推动语言多样化遗产的保存与继承。的确,从世界范围来看,诗歌是古老又现代、本土又跨国、小众又普遍的体裁,诗歌保存了人类的文明、故事、信仰、态度,以及人类面对自然、宇宙、“他者”的脆弱。在人类历史中,正是不同样态的诗歌将彼此种群、国族区分开来,同时又使他们相互关联、流通。

在中国传统中,并不存在专门庆祝诗歌的日子,除名号外也不存在“诗神”这样的神话角色。但历来,古典诗人们又将诗歌与雅集、祝祷等或官方或私人的传统联系在一起,并将诗歌视作人与人的联结、交谊。而科举殿试、进士雅集、门客互答、诗人交游常常都青睐春天,所以中国古典诗歌中有太多关于春天的赞词。大概春天本身就是中国诗人的诗节庆。

在当今中国,诗歌是一个特殊的体裁和话题。积极的一面是,诗歌越来越走向公众,越来越没有“限定”,而那些出格的、无边的诗歌又常常是最流行的,比如我们都知道的三行诗。消极的一面是,诗歌越来越回归它自身,“出圈”的诗人极少,大多数诗人在躬耕自己的诗艺,这些诗人通常被看作是“学院派”“修辞派”“读不懂的诗人”。随着阅读和研究的深入,我们会发现,积极和消极的两方面本没有如此割裂,它们从来都是紧密地关联着,其背后关系到,每一位诗人对人的关切。

了解文学和诗歌的读者会知道,中国诗人有夏宇(1956- )、海子(1964-1989)、余秀华(1976- ),进一步则有杨牧(1940-2020)、多多(1951- )、韩博(1973- ),更进一步则有于赓虞(1902-1963)、刘荣恩(1908-2001)、王良和(1963- )……所有这些你知道或不知道的诗人们,他们的风格、态度、倾向多到不可枚举。同时,在舆论、正典、私语之外,还存在着难以尽数的诗人,以及他们倾注着情感与力量的诗歌。

“海子之死”在1990年代发酵为舆论事件、文化事件,乃至思想事件,而这也是中国诗歌在二十世纪的最高点。“海子之死”后,备受大众关注的诗歌话题有“口语诗”“下半身”“打工/工人诗歌”。除此之外,人们对诗歌似乎没有多大关注,也没有多大信心。与此同时,诗人在各自的社群中暗自成长,有的在作协,有的在民间,有的在本土,有的在海外,而纷繁的诗歌节、诗歌奖促成了诗歌讨论、诗歌写作的活跃。

2010年,多多获得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the Neustadt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Literature),这是当时中国作家所获得的最高国际奖项,两年后莫言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诗歌的重要、必要由此可见一斑。多多的诗歌通常不长,在抒情、叙事、哲思等方面都极尽节制,并早早展现出大师风范。多多生长于1960、1970年代,而五十年过去,中国诗人也不乏在诗歌各维度堪比多多者。在很多年长诗人看来,80后、90后,即生长于2000、2010年代的诗人颇为特殊,他们有的早早成功,有的多年沉潜,涌现出很多优秀的诗人,其中少数在诗歌中直追历史、思想、命运。

近些年,80后、90后诗人已移入文化现场的舞台中央。大概由于诗歌体裁与年轻岁月的联动,很多诗歌活动、奖项也几乎主要围绕青年诗人展开,甚至于80后、90后已显老,00后才是“时鲜”的文学、感觉、精神。不过目前,关于青年诗人和他们的诗歌的讨论还很少,他们因何写诗,他们的诗歌表达着什么,他们如何关切诗歌,种种命题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讨。碍于诗歌与公众的距离、诗歌与诗学的距离,乃至代际间、个人间的距离,80后、90后诗人的诗歌常常遭遇以下误解:晦涩、同质、圈子。在“多元文化”、政治正确等格局下,80后、90后的多元异趣、自由精神、探颐索隐、世界情怀等等都应被重新重视。

为庆祝3月21日世界诗歌日,澎湃新闻邀请大约20位80后、90后诗人,以及三位生于2000年的诗人,谈谈他们关于诗歌的观念、实践、感受。他们有的是高校教师(徐钺),有的是杂志编辑(侯磊),有的是自由艺术家(更杳),有的是在读博士生(伍德摩),有的处在gap year(李照阳);有的从事医学(张小榛),有的从事文学(陈琰枫),有的本身就研究文学(李玥涵),有的轮换着不同行业和生存方式(岑灿),有的选择留在高校内(曹僧);有的多次受邀国际诗歌节(里所),有的在域外论坛频频亮相(拉玛伊佐),有的刚出道不久(陶火),有的在文化界已多专多能(王年军),有的工作一直围绕诗歌打转(姜巫);有的活跃在社交媒体(punkpark),有的本身就是媒体人(严彬),有的早登杂志头条(张雪萌),有的存在于海外文学社区(苏拉),有的多在民间社群发声(牧苏);有的写民间的苦难与救赎(张二棍),有的写日常与爱情(李昀璐),有的将自己的触角探入当代生活(张铎瀚),有的正在完成美好的诗歌。

(从左到右、从上至下)更杳、李照阳、苏拉、王年军、曹僧、伍德摩、岑灿、李昀璐

“内卷”已经成了这个时代的符号,与此同时我想起诗人、学者姜涛谈及的“装修”,不妨将2000、2010年代称作“装修时代”“内卷时代”。“装修时代”“内卷时代”,词与物(米歇尔·福柯)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错位、分歧,而对照外界,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的变化纷繁复杂,不同的人置身其中所感所思差异良多,与此同时,文化和语言又似乎要求人进行某种统一的理解和洞察。今天这样的多元杂粹的、口语化的语言环境,似乎意味着,曾有和现有的诗歌造境多少更像人工园林,而非野生自然保护区,当然个人在其中总可以勉力创造一种内在或外在的自然。具体来讲,你在自身的创作实践中如何处理语言、人、环境之间的关系?

徐钺:外在环境的纷繁复杂确实会造就人们的差异化感知,这不只是在今天发生的,而是一直在——且仍旧会——发生的,语言在其中呈现的复杂性本身就是文学要面对并处理的问题。文学创作使用语言,同时也改变甚至创造自己使用的语言,在极端的情况下,一篇重要作品中的一个词在被写出(或读出)的一瞬,就开始更新自我。这样的说法或许有点像德里达的“延异”,但我更关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写作者可以在不断更生的错位与分歧中说出什么?我不知道自己所处的是否就是某个人工园林,或自然保护区,但我在写作时所做的大致如此:对一只蝴蝶说“让它残忍”,或对一株假花说“给它生命”。

陈琰枫:宋代,少年王希孟入徽宗画学院,九至五品不详,18岁完成《千里江山图》后功成身退,青绿笔墨至今叹为观止。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本来都是风雅野趣,有白居易也有方仲永,后来也有了更多的所谓的天才与专家。但相比白居易方仲永,王希孟的“成长史”,我们看不到了,他不在言说中更不在记载中。

关于语言环境,我只能想到我所在之地。重庆市中心里有座山叫鹅岭,抗元时期是古战场,明代有富商来营造私家园林,民国时期有飞虎队驻扎在山上,抗战时期还被征用为宋美龄的府邸。它后来变成人民公园,变成重庆市观景台,变成相亲角,如今还变成了文创园,变成网红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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