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古典生活的找寻——陈尚君和他认识的唐朝诗人

读陈尚君《我认识的唐朝诗人》,忽然想起“孤勇者”这个词。身处繁华时代沉默而坚守的孤勇者,几十年如一日沉浸于浩如烟海的唐诗中,踽踽独行于大唐的朝堂山野,且行且思,苦乐自知。

毫无疑问,唐诗已然构成中国人最基本的美学眼光、人生情感和文化记忆。那些灿若繁星的诗句,如同日月光耀长空,江河代代奔流。但是,写下这些不朽篇章的诗人,隔着1400年的时间,被沉沉的历史尘埃遮蔽,他们真实的生活面貌和精神风采已模糊不清。况且,越是讯息纠缠,他们似乎离我们越是遥远,距离与隔膜愈加强烈,这对深刻理解和真正领悟唐文学是极大的障碍。

《孟子·万章下》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陈尚君穿行于唐诗中,以坚实的学术考证和严谨的文学风度,在广阔生活的历史背景下,将那些他所“认识的”伟大诗人请下神坛,贴近每一个写作现场,探寻唐诗的发生秘密,引领我们一同回到那个天才辈出、家弦户诵的唐朝,一揽气象万千的大唐图景和辉煌灿烂的唐诗盛世。

说唐诗鲜活生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与人生态度,不如说唐诗替代我们说出了中国人内心一直在翻腾,但又无法准确描述的话。“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当我们耳边响起这些遥远的诗句,如同想起曾经朝夕相处却又惜字如金的父亲,仿佛他始终陪伴身边从未离开,我们的身上流淌着他的血液,我们的声音中蕴藏着他的语调,如大地般辽阔深沉的回声。这就是一幕沉默的场景,在这个场景里,仿佛没有任何一个字直抒他的意图,但我们明了他的心情。这大概是基因的力量,是唐诗的生命指向,当我们被代入这个场景,我们人生中类似的生命体验会被调动起来,与之共情。

唐诗5万首,唐诗人4000余位,普通读者除了熟知大诗人的诗作,数不清的唐诗仿佛一只只永远无法降落的鸟,孤悬在历史的天际,飘忽不定。没有空间坐标,没有时间坐标,我们无法推断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歌如何诞生,诗人的处境与心境若何,有的甚至获得一个线索都不是件简单的事,在历经了长久的迁徙流转之后,那么多作品,隐匿了创作地点、年代、背景,甚至对它的作者都一无所知。石头可以扛得住岁月的磨损,但石头上的纹路早已模糊不清。

如何深入一首唐诗的内部,真正地读懂一首唐诗,陈尚君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别样的路径。他在自序中开宗明义,“每个诗人都是活生生的人生”,他说“希望借此展开唐代诗人真实人生的画卷,介绍各自不同的生命历程和诗歌成就,就各自走过的悲欢人生解说他们的作品”。那就是跟随诗人的生命轨迹,与他们一起体验或无职无权、或春风得意、或多难多灾、或穷愁困厄的生活境遇,把我们已经习惯了的数据化、工业文明的生活节奏变缓,调整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差,来到古人的身边,看被我们一直奉若神人的唐朝诗人是如何写诗的,由此追溯一首首唐诗的创作背景、一个个诗人的生活经历,拉近我们与古人的距离,贴近古人的心跳,从而感觉遥远的诗意。

杜甫为世人耳熟能详,其传记版本诸多,但大都没有回答“他为何离蜀,为何滞峡,出峡后又为何奔走荆湘”这一历史疑团。《杜甫的大历三年》一篇从时间到空间,作者考证研究针脚细密达到穷尽极致,辅以人事交往,几乎将杜甫大历三年的微博、朋友圈,甚至《全唐诗》翻了个遍,即使现今的户籍警利用互联网,也很难对一个人的行踪查访得如此详尽。比如作者还发现,同时空的诗人戎昱在此时间段,行踪竟与杜甫高度重合,寻着他的蛛丝马迹试图探寻杜甫与其有没有沟通交流……李白“千里江陵”一日可还,杜甫却足足走了半年。即使“天下战事纷扰,老儒已成人间弃物”,他依旧相信朝廷对自己有恩德,所处时代不会再差下去,自己不会无路可走。因于诗名,所经巫山、峡州、松滋等地都有朋友接待,但他都委婉谢绝,“不需要诸特别的帮助”;因为行途艰难,他只能偶尔参加一些捧哏场面;杜位时任司马,以及早已答应要迎接兄长到江陵并安排到当阳居住的杜观,并未对胞兄多少照顾,除“亲朋无一字”,他没有一句埋怨,依然药饵随身,孤舟将行,走到最后,他的目的地仍然不明确……陈尚君为读者透辟离析了此段时间一代诗圣的人生际遇,并以一个文人低沉的嗓音,叙述了杜甫在他人生低处的窘境。偌大一个唐朝,杜甫不知该投奔谁而去,等待他的,只有中国文化史上一位诗歌圣人的归来。杜甫的大历三年,走进了中国古今大地上浩大的人群,走向人间,走向人之所居,走向亿万黎民所生息的地方,而却走不出笼罩在迷雾里的个人命运的困顿和沉郁。

唐朝的诗人,除却几位大诗人,多数如同苏轼所说,“万人如海一身藏”,身后只留诗名,没有人注意,逃过了所有人的视线追踪;有的诗人,在纷杂、拥挤甚至有些脏乱的街巷里过着或隐秘、或稳妥、或自得的生活,不被人知。

按照欧文·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人生仿若舞台,人人都在这舞台上完成自己的表演,而舞台并不能完全示众,因此便分成了前台和后台。了解一个真实的个体或一个时代,只通过前台的呈现是不够全面的,而只有深入其后台,我们才能更接近真实或线余位诗人,除对历史前台一些重要节点进行关注,更多的是对唐代诗人后台的挖掘和展示,加之其严谨的学术态度,对史料文献近乎苛刻的研读,最终在浩繁纷杂的历史碎片中,勾连复原出一段段完整的生命历程或被存疑的某个人生片段。

如果记忆的面向只是前台,那么人们记住的只是在时间节点上有意义的大事件,换作个体也只能简化为职位、经历和后人的评判,但陈尚君却将笔触拓展到后台,一个又一个类似崔融这样鲜活又真实的个体出现在我们眼前。于是我们不禁慨叹:原来你也如我一般,有那么多无奈烦恼啊。那些因着真实人性使然的是是非非,也就可以理解和包容了。

崔融是初唐“文章四友之一”,其两度侍奉太子、两度从军边塞,做过两项在文学史上有意义的工作:一是编选《朱英学士集》,二是著成《唐朝新定诗体》,依附过张易之兄弟,神龙革命被贬,死后获谥文,这是历代文人的最高荣誉。若从历史前台记录来看,崔融的一生可谓成功。然而当我们走进《崔融:困扰在天后落网中的人生》一篇,看到的却是更为多维而真实的崔融,他有创作出“月出西海上,气逐边风壮。万里度关山,苍茫非一状。汉兵开郡国,胡马窥亭障。夜夜闻悲笳,征人起南望”这样诗句的才气,李白甚至沿其意另成新篇“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历史记录其文笔出众,凡朝廷大手笔,多由皇帝手赦交付完成,比如高宗与武后、太子李贤及群臣巡幸嵩山时就将刻碑事宜交付给他完成,但其在文学史上成就却逊于韩愈等人。那崔融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人?职场上的他真的是春风得意吗?陈尚君先生引领着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具象的崔融:他承命撰碑,是在侍奉太子李贤期间,而主导刻碑的“从当年情势分析为武后而非高宗”,多方政治势力胶着在一起,话怎么说,文怎么书,人怎么做,这就是崔融的职场困境。在武后残酷的政治背景下,崔融已不是简简单单的宦海沉浮之扰,而是身家性命之忧。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思虑重重便是崔融职场的写照,陈尚君对崔融的总结就是“被女皇裹挟所困扰,似乎一直没有找到人生定位,可为浩叹”。若没有陈尚君在故纸堆里的深入探寻、没有朋友般的与崔融促膝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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