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们你们拿到过数字出版的稿酬吗?

时光回溯到2011年8月,传统出版社首次大规模向作家支付数字出版的稿费,曾在业内引起较大反响。

早在2009年,作家出版社与中国移动合作,两年间向后者提供了200部作品,总收入为200万元。2011年,中国移动遵照合同批量向80余位作家支付版税。其中43位作家版税超过万元,5位作家超过3万元,天下霸唱是唯一版税超过10万元的作家。

在此之前,阅读基地是免费测试,2010年正式进入商业化运作,出版社由此才有了收益。由于结算周期的原因,2010年的收益一年后才分到作家手中。

刘方当时担任北京中作华文数字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他坚持三个理念:一是先拿到作者授权;二是必须以保证著作权人权益为前提,做好知识产权增值服务;三是尽可能帮助著作权人扩大传播。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有一部分数字传播的确没有收益或收益很低。“你希望产业有所发展,希望成为行业的构建者,你就有责任和义务去维护产业发展,就必须做一些非赢利的工作。”刘方认为,在内容产业链里给著作权人付酬,是行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其实远非这么简单。数字出版要做强做大保持领先,必须拿到好作品,树立同行不可企及的壁垒。中作华文上百万元的分成背后,其根本原因,首先是汇聚作品数量最多,作家数量最大;其次是电信运营和网络都在努力共同构建、维护数字出版平台,愿意为知名作家付款。因此,虽然当时阅读收入不高,但中作华文拿到稿酬后当即与作家们分享所得。第三,渠道中领先实现良性运营,大部分出版社将数字出版放在总编室或数字公司,中作华文一开始就成立股份制公司,吸引了科技公司、民营的技术公司,进入市场化,很快在市场上抢占了份额,此后又顺利融资。当大部分出版社和数字公司只有几百万元收入时,中作华文的收入达到了几千万元。

早在2010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收入就超过1000亿元。据《数字产业年报》公布的数据,数字出版行业是有利润的,但是有的内容供应商收到钱却不分给作家。法规不健全、数字出版物格式不统一、发行渠道不健全、内容提供商话语权过少等因素,都是数字出版不能回避的问题,定价原则、分账原则、结算是否透明等关系到作家切身利益的问题到现在也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数字出版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市场成熟度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因此内容中介机构更多地把注意力转向版权衍生产品,如影视、音频等。

先了解一下数字出版的程序。一般情况下,传统作家把作品的数字版权交给内容提供商做推广。内容提供商既有像中作华文这样由传统出版社出资成立的公司,也有独立运作的电子技术公司。

版税的核算方式,和作家的知名度和提供作品的点击量密切相关。作家的畅销作品有较大收益,运营商都会争抢,以预付费加提成的方式支付给作家稿费;在数字渠道中不很畅销的作品,运营商也会以较高的价格给代理商或运营商,这种情况下,作家也能拿到稿费。

在稿费支付上,运营商的操作方式不一。有的是对作家支付一部分稿费,几年一次结清;有的则是先预付一部分,其余按点击率分成。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数字领域,点击率未必与作家知名度成正比。但运营商为了保证作家的覆盖率,所以不论是点击率不高的作品,还是并非一流的作品,他们都会设法签约,以壮平台声威,然后根据收入分成。

有一大批作家在数字出版方面,要么是签约后得不到任何稿费,要么得不到应有的报酬。作家们因此采取了不同的措施。

作家格非一般不出让作品的数字版权。他早就发现,现在网上的转载大部分没有授权。“数字版权在未来肯定会很重要,我的作品在电子媒体上不会成为点击率特别高的作品,但肯定会有喜欢的读者。”格非说,他是被动的人,不会主动推销自己。数字或纸质出版,如果耗费太多的心思,对他来说得不偿失。“不在于损失,而是感觉好像受了蒙蔽。有些出版合同中隐含的条款是霸王条款,让人有种被愚弄的感觉。所以数字版权、影视改编权我一般不出让,翻译也不轻易委托,因为他们未见得是成熟专业的出版机构。这样我心里踏实、干净一点。”

作家邓一光有几部长篇签给了新媒体,包括中国移动和新浪,但他并不清楚传播情况,“他们签完合同之后就消失了,而且从来没有支付过版税。”他说,其他一些作品没有签给任何新媒体,但不少也在网上挂着,从来没有人通知过他。

文学批评家任芙康说,凡熟悉的作家,几乎无一幸免,都曾深受数字出版的困扰。他的记忆中,大约从十来年前开始,作家们(不涉及网络作家)便发现自己的作品在网上传播,被无偿消费。抛开那些小偷小摸的运营小贩不说,这时已有一些较有规模的网络平台,在质疑声中开始主动造访作家,上门普及专业知识,如数字化版权使用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数字化复制权、数字化衍生产品权等。云山雾罩之后,作家们一般会由“晕菜”到信服。来人趁热打铁,再信誓旦旦地承诺,鄙公司成为数字版权代理商之后,不仅会确保作家最大化的收益,还能利用其平台优势,帮你查证并追讨侵权网站应付的稿酬。面对天上掉下一个如此忠勇的“保镖”,再面对对方双手捧上的“合同”,满心感激的作家唯有签字画押。从此刻起,作家成了甲方,网络平台成了乙方。在乙方花言巧语的催眠中,甲方会有一种数字版权终于回归自家的欣慰。

但是,甲方很快品尝失望。乙方打劫得手之后,在自己享用的同时,往往会主人般地再向众多数据传播平台扩散甲方的授权。甲方的劳动成果被任意打包兜售或拆散零卖,成为碎片化的商品,犹如冬日的雪花,在网络世界漫天飞舞。如此一切热闹,均与大多数的甲方无关了(极少数与乙方有利益输送关系的作家会得到一点残汤剩饭)。同时,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从拿走合同那天开始,乙方便泥牛如海,杳无音信。甲方如若联络、问询,多遭巧舌如簧的搪塞,甚或完全翻脸不认人。比如无论合同期限过时与否,都可以给甲方一个“点击量不够”(合约中则无点击量一说)的原因。实际上,没有几个作家具有监测自己作品点击量的本事,更无能力去监测所有相关平台的点击量。任芙康认为,许多数字出版平台事先就怀了侵吞的“故意”,缺乏经商的起码诚信,更遑论行业的规范。

他说,有趣的现象还有,书籍出版的合同中,出版社存在一个共同的“爱好”,无论该社有无数字推广平台,都会在合约中醒目地列上数字版权及收益分成的百分比之类。多数出版社,话都说得煞有介事,但钱是一律分文不付的。如果说作家们早先对出版合同上的数字版权还持谨慎态度的话,后来很快明白,这是写着玩儿的,便多取视若无睹、放任自流的态度了。

清华大学教授肖鹰自2009年以后开始在网络及自媒体上发表文化批评文章,如批评春晚的文章,单篇博客文章点击量常达数十万,其某门户博客访问量逾千万,后来开通微博,也有数万粉丝,属于“大V”级教授。然而,近十年来他感觉不论是平面媒体还是数字媒体,转载自己的文章既不通知也无报酬。各种侵权从根本上影响了文化创新的热情和动力。肖鹰曾一度起意找律师维权,但考虑再三,还是放弃了。

“在目前的体制环境下,维护知识产权的观念普遍淡漠,有效机制不够健全,维权成本太高。”肖鹰说,如何严格实施知识产权法并强制性执。

发表回复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 * 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