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延陵:中国新诗的早期倡导者

刘延陵是中国第一代白话诗人,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第一本新诗杂志《诗》月刊的主编,在中国新诗的演变与发展过程中可谓功劳卓著。

抗战爆发后,刘延陵南游新加坡,近半个世纪不求闻达,与世无争。除了与几位老朋友书信往来,刘延陵并没有与其他人有过多接触。他默默关注文坛信息,笔耕不辍。

刘延陵1894年生于江苏泰兴,年少时就对读书情有独钟。1911年,17岁的刘延陵考入通州师范学校,毕业时,受到学校创办人前清状元张謇赏识,保送他到复旦大学并资助他到毕业。

从复旦毕业后,刘延陵从事教职。1921年,他与朱自清、叶圣陶等任教于上海吴淞的中国公学。工作之余,他们常常写诗作文,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会员。当时的中国,随着白话文运动,新刊物纷纷出现,《新青年杂志》是其中之一。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编辑该杂志的同时,经常在刊物上鼓吹新思想。受新思想影响,许多文学青年纷纷为各地杂志写文章,刘延陵、朱自清、叶圣陶也不例外。

1921年下半年的一天下午,刘延陵与朱自清、叶圣陶在校外散步闲谈,他们想编印一种专载新诗的月刊。于是,三人就跟当时上海中华书局编辑部商谈,由他们编辑,中华书局印行,编者不受酬报,也不负经济责任。双方一拍即合。经过长时间筹备,《诗》月刊终于在1922年1月1日创刊,编者除了他们三人还有俞平伯。刘延陵在《诗》月刊不但发表诗篇,还译介西洋新诗和写了一些有关诗的理论文章。

1922年,刘延陵与朱自清、俞平伯一起转到杭州一师教书。第二年,叶圣陶也到了杭州一师教书。刘延陵、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在教书的同时积极编《诗》月刊杂志。当时,《诗》月刊的作者除了四位编者,还有刘复、胡适、周作人、汪静之、徐玉诺、冯文炳等人。主编《诗》月刊不久,刘延陵与郑振铎、郭绍虞、周作人、朱自清、叶圣陶、俞平伯、徐玉诺等合出了一本诗集《雪朝》,诗集收入刘延陵的十三首诗,他的代表作《水手》便是其一。

刘延陵对中国新诗一直持积极态度。他曾在一系列新诗和译诗的“引言”里,说新诗的崛起是世界性的。晚年谈起中国新诗,刘延陵说:“关于我对中国新诗的前途的看法,我是乐观的。新诗苦挣的时代已经过去,最近数十年中已有许多新诗杰作,在中国与海外流传,它们已以作品与事实,证明新诗是一种行得通的诗创作大道。”

在主编《诗》月刊期间,刘延陵关注和发现新人。当时,汪静之是杭州一师的学生,以写诗知名。汪静之刚转到杭州一师的那年暑假没有回家,而刘延陵回家过暑假了,汪静之就借住刘延陵的宿舍。一年后,汪静之的第一本诗集《蕙的风》写成,他请朱自清写序。刘延陵知道后,就对汪静之说:“我也替你写一篇序。”

刘延陵在杭州一师任教时间并不长。第二年,他考取官费前往美国西雅图州立大学攻读经济学,一年后因脑病发作入院疗养,钱也用尽了。1926年,刘延陵带病回国,先后在金华中学、浙江大学和上海暨南大学等校执教。

1937年8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暨南大学毁于炮火,教职员纷纷逃散。刘延陵本想去后方支援抗战,但是没有如愿。恰好这时,星(新加坡)马(马来亚,今扩大版图改称马来西亚)报社号召华侨支援抗战,并从祖国聘请编辑人员加强抗日宣传。刘延陵在复旦校友邵力子的介绍下,于1937年渡海到马来亚,先后在吉隆坡《中国报》和槟城《光华日报》任编辑两年。

1939年,刘延陵移居新加坡后,在《星洲日报》电讯组任编辑。新加坡沦陷后,刘延陵一度在狮城摆书摊维持生活。日寇投降后,刘延陵曾在新加坡《中兴日报》《华侨日报》、英国广播电台远东区中文部和广告公司任职,又曾任义安学院和南洋大学的兼职讲师,教新文艺习作。

移居新加坡后,刘延陵只在1939年经过上海的日军占领区,往江苏北部故乡省亲一次。此后,就不曾离开过新加坡。刘延陵的女儿刘伍芳曾在《我的父亲刘延陵》一文中写道:“我父亲晚年很少参与社交活动,将绝大部分时间花在他心爱的书本上,直到一九八八年十月十八日谢世。他只要一有空,就看书、写作和从事翻译,虽然他未曾写出过任何专著。多少年来的朝朝暮暮,他是在平静安谧的阅读中度过的,履行了他自己的诺言:“从前为了生活要工作,没有时间看书,现在退休了,才真正有时间看书,我已经觉得很欣慰满足了。”

1979年春,与刘延陵一直保持着书信交往的企业家、新加坡作家协会名誉会长周颖南意外收到叶圣陶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叶圣陶在信中向他探询刘延陵近况,希望他能够代为转达老友及其家属的想念。叶圣陶在信中写道:

近日平翁见示大礼,获知前此数年大驾来京访行严翁,观所叙种种,颇生遐想。或者有重游之兴,博得亲接謦欬欤。

今作此书,拜托一事。五十年前所识友人刘延陵,于抗日战争时抵新加坡,执教于学校,为各报撰文,迄未回国。其女其寡媳接其来书,至1976年而止。二人心怀忧感,不敢去书,而甚欲探明其实况。因此,我书其居址如下——42,LO-RONGPISANG,EMAS,敢恳台从设法一探之。如刘健在,乞语以其女其寡媳相念之殷。此是不情之请,得蒙宽宥为幸。敬请

叶圣陶上3月29日收到叶圣陶的信后,周颖南按址往访,向刘延陵说明来意,并将叶圣陶的亲笔信递给刘延陵。读完信,刘延陵当即表示恢复通信。他告诉周颖南,他们父女是1976年中止通信的,因为心怀忧虑,不敢贸然写信,一直想恢复通信,如今终于如愿。

拜访完刘延陵,周颖南即写信向叶圣陶奉告。4月22日,周颖南收到叶圣陶回信,信中说:“前恳探询老人刘延陵近况,蒙特往访问,迅速示知其老健,欣感无极,刘之幼辈深铭感德。”叶圣陶还附寄了刘延陵女儿刘雪琛对周颖南的谢函。就这样,刘延陵与女儿的联络又畅通了,与老友叶圣陶的联络也建立了起来。刘延陵与叶圣陶在信中告知对方自己的状况,不过,两位老友在两度函件往返后又中止了通信,刘与女儿雪琛的通信一直保持着。

刘延陵与女儿雪琛感情很深,雪琛后来要到美国深造,刘延陵便请周颖南一起为雪琛做联合担保。1988年2月,雪琛到新加坡看望父亲。期间,叶圣陶在北京逝世,周颖南决定回国参加叶圣陶的告别仪式,临行前,他访问了刘延陵,刘延陵悲痛不已。

刘延陵为人谦逊。周颖南记得,1987年他在北京拜会俞平伯时,恰好邮差送来创刊于1922年的《诗》月刊原版影印合订本。看到刘延陵写的序,周颖南随即到书店觅书,不过没有买到。回新加坡后,周颖南意外购得一册《诗》月刊精装本。他请刘延陵在扉页上题词留念,刘延陵谦虚地题写道:“此册中诗作平浅,仅堪作为中国新诗发展史的一步行迹而已。颖南先生幸勿哂之。”

有一次,新加坡的一位年轻作者孙爱玲无意中从刘延陵的老朋友郑子瑜处了解到刘延陵的情况,孙爱玲有意访问刘延陵,想就《雪朝》一书提几个问题并写一篇专访。她托郑子瑜转告,刘延陵写信给孙爱玲,并将副本寄给郑子瑜。

尊意欲就《雪朝》合集有所咨询,以便写一篇访问记刊诸报章。此举可使读者念旧忆往,原非无益之事。惟仆则略有苦衷,请直陈之。

仆年轻时曾学习写作,以文会友。不料三十岁时忽患脑。

发表回复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 * 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