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便是一次与演讲主题的“周旋”。我今天的讲座题为“生活与选择”，主要内容是“十五个自问自答题”，前四个有关人生，后十一个有关小说创作。
1946年，我见到了第一个人。1946年，美国的马歇尔上将、中国代表周恩来以及代表张治中，共同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北京也有一个分部，方面的代表是同志。当时的秘书李新同志到我家，给我的父亲转带一封信，因此我有幸接触到了。我在心底呼喊：新的学问、新的态度，太棒了！从那时候，我就选定了中国。我当时的追求就是要像苏联电影《马克辛三部曲·马克辛的青年时代》里的地下党员那样，做一个职业革命家。
我从小热爱两种学问：一个是文学，一个是数学。1952年，中国提出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我看了苏联作家安东诺夫的小说《第一个职务》。这篇小说写在一个建筑工地上，一名刚刚毕业的女学生体会到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当时，我已经是北京团市委的干部，但因为只读到高中一年级，所以要继续上大学。我想要报考建筑系没能获得批准，学建筑困难，深造数学也有困难，我只好选择写作。当时，我刚刚看完苏联作家爱伦堡写的《谈作家的工作》，不禁感慨文学怎么这么吸引人啊！
我非常希望做到毛主席的话：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结合，知识分子要经风雨见世面。当时，恰逢中国文联举办的读书班，我和三个来自北京的“摘帽”以及一些省市地的党委书记、文联领导一起参加了这个读书班。学习的内容是反修，读书班一边开讨论会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一边每天看一个苏联修正主义的电影，也是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笑）。我当时想到外地扩展一下自己的生活经验，因为在北京搞无产阶级革命下继续革命，我有点找不到感觉。我想如果能到新疆去，那就好办一点，热爱边疆、保卫边疆、民族团结，这三条感觉我肯定找得着，所以我最后选择了新疆。我这一辈子，小事上可能嘀咕半年，大事基本上十分钟内就可以做出决定。于是我给我爱人打电话，五分钟之内她说：“很好，我很喜欢看新疆的歌舞”，于是我们就去了新疆，这是我此生极正确的选择之一。
我可以说四个字：坚持学习。所谓“坚持学习”，一是坚持，二是学习。写作要坚持，遇到困难要坚持，不发表了要坚持，不能发表了要坚持，有人有意见了要坚持，得罪人了要坚持，身体不好要坚持，学外语要坚持。我没正经学过外语，众多语言里学得还不错的是尔语。我会的英语词汇大概只是应该会的三十分之一，但在一次采访中，记者却还问我为何英语如此流利。其实英语算什么？我在日本举办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上的发言，用的是日语；在德黑兰官方讲线分钟用的是波斯语；在哈萨克驻华大使馆的发言，用的是哈萨克语；在阿拉穆图跟当地的作家见面讲的也是哈萨克语。但其实这些语种我并不精通，我是蒙事。我也喜欢这样的游戏，喜欢和谁都能交流的感觉。这是我热爱的“坚持学习”。
所有的人都会告诉你，创作先从短小的写起。但我认为如果太难写的话，就先从长篇写起。为什么呢？写《青春万岁》的时候，我对文学小说的技巧几乎是一无所知。但我有一段极为特殊的人生经验：11岁见到了的代表，14岁做了地下员，15岁离开学校成为团市委干部，18岁做了团区委副书记，23岁就划成。拥有这种别人不可能有的生活经验，然后再把自己真实的感情与真实的经历，融入创作之中，正是《青春万岁》不讲究写作技巧却能够打动人心的关键。原本中国青年出版社，是打算筛掉这个稿子的。但是，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部主任的吴小武，也就是作家萧也牧，找了老作家萧殷。他指出我的作品艺术感觉好，差在缺少主线。后来，我去当时的中苏友好协会听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六交响曲》，听完这个交响乐我突然明白，主线就在交响乐里——要有所连接，还要有所岔开，同时又要记得收束回来，还要对照着再出一条线，以此做到既分散又统一。我一下就知道怎么改了，这才有了后来的《青春万岁》。
还有一个原因，写新疆的七十万字《这边风景》只能写长篇。“文革”时期的写作特点就是任何内容都需要有“八股”的成分。但“八股”也可以做到一定程度的真实化真情化。为什么？作为一个少年员，一个少年布尔什维克，歌颂毛主席是真诚的。我在中央团校上学的时候，看《青年时代》极为入迷。直到现在，的词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独立寒秋，湘江北去”，还有“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我歌颂人民公社，但同时也写人民公社的困难之处。如果写短篇，往短了写3000字，但3000字里面得有2995个字是“八股”，没有这么多字这个“八股”就不完整。可如果是写70万字的《这边风景》，我只需要用十之一的篇幅写“八股”，而且这十分之一里面有十分之九都是线万字则是我自己的创作。这样一来，长篇就比短篇好多了。作家写短篇，一定把全部的文学本事都使出来，无论是选材、角度、开头、结尾、中间的华彩、核心都得写出来。写中篇，则是作家和小说的摔跤，是和小说的共舞。而写长篇，是长篇写你，是它在压榨你，在约束着你。长篇是对作家的生活经验、阅历、记忆力的多重考验。
作家与作家之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在我看来生活、理想、梦幻、激情、向往、献身、记录、证明、显示，哪一件能够绝对地离开政治？政治当中哪一个不是我的切身切骨，刻骨铭心的体会呢？曹雪芹与巴尔扎克的作品中有多少政治啊！再例如，托尔斯泰是一个宗教狂，又是忏悔的提倡者，但是托尔斯泰的《复活》却把旧沙俄的整个上层建筑：陪审制度、法庭、大理院、东正教总部，全部批判了一遍。所以，我写政治是写我的生活，是写我的生活特点，是我的生活经验的强光。
第三题，少一点政治？事实上，我写过好多和政治毫无关系的书。例如《成语新编》中讲了一个关于珍珠的故事。我写得很简单，我们都知道鱼目混珠的故事，但我这篇讲的是珠混鱼目。小说中，主人把一颗有瑕疵的珠子扔到了一个装有大量鱼目的垃圾箱中，于是珠子就遭到了鱼目们的攻击：你算什么东西，你想混在我们鱼目当中，你是鱼目吗？你能看东西吗？由此珠子受到了莫大的打击。珠子受到打击后，又被一个女孩子看到，女孩认为它挺可爱便拿了回去。但拿回去以后别人又笑话女孩，你怎么拿一个有瑕疵的珠子呢？她就很生气，拿起东西朝珠子一砸，那个瑕疵变成了一滴眼泪，珠子也变成了一颗带眼泪的珍珠，成了绝世珍宝。
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一个以孝顺名闻的申姓家庭，有五六个孩子。他们的父亲得了一点病，这五个孩子便闹得不可开交，有的说得吃这个药，有的说要吃那个药，还有的说得住院等等，总是闹得一塌糊涂。终于，父亲忍受不住这种争吵就逃跑了，并随之发出一条父亲不幸逝世的信息。然而，过了20年，这个父亲的朋友却在外地碰到到这个老头，说你不是死了吗？父亲十分惊恐，说千万别说我活着，要不我那群孝子又要找来了，到那时候我就活不了了。这是我写的一个笑话。
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以后，我还写过一篇很短的小说《冬雨》，也很有趣。它先是被翻译成了英语，登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英语外国文学刊物上，之后又被翻译成斯洛伐克语，登在斯洛伐克的期刊上。有人评价这篇小说有一种伤感，伤感里又有一种温馨。我想这多少显示出了文学在情感上的调节、抚慰功能。
第四。